已然无法触摸西方一手资料，那我国的西方艺术史研讨作用安在?自20世纪80时代以来，我们有关西方艺术史的研讨实践多为史学理论研讨，例如我国美术学院范景中先生掌管的贡布里希研讨。这一现状至今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动。直至今天，我们艺术史学研讨只不过扩展了领域，研讨了更多的史学名家和史学理论，而之于最根柢的西方艺术史作品和工作的研讨，则付诸阙如。

　　那么，什么是衡量西方艺术研讨的标准呢?我认为，不在于我国出版了多少研讨作用，而在于我国的学者是否可以与西方学者在同一途径谈论西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