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想到不久前，评论家、作家房伟在《当下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及其反思》中表达的担忧。他首先提到的一种症候就是“围栏症”：“就青年创作的队伍建设而言，近些年来，纯文学领域的青年写作，变得日益‘创意写作化’。”他对青年作家培养模式的高校化、精英化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专业化写作让青年作家过早地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剥离出来，过早地进入了一个文学传帮带的“圈子”。显然，这给文学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一群“野生作家”异军突起，他们或借助于网络自媒体，或借助于文学网站，或借助于网络社交平台，不时给文坛吹来新风。比如借助微信公众号“三明治”的力量，许多自由职业者、品牌策划、银行职员、公益从业者、老师、医生等“素人作者”对写作不再望而却步，有了表达和发表的权利与机会。正如该公众号创始人李梓新援引国外“Life Writing”概念所说，“无论是‘生活写作’还是‘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让生命在文字里面流动起来，所有人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当你阅读到他人的生命文字，TA的一部分生命其实来到你的体内，甚至会超越时间保留下去。”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的思路也逐渐明晰，从创作上让文学实现破圈自然是一体两面：对那些“野生作家”“素人作者”乃至更广泛的大众，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激活他们对生活的感知、记录的热情、表达的渴望，让更多人有信心和勇气拿起笔，是一种从外向内的“破”;对那些以写作为业或以写作为志向的职业、准职业作家而言，则要从内向外地“破”。大家不能忘记，若没有生活的附丽，“作家”的身份就只是一个名头。莫言早年是军人，余华早年是牙医，毕淑敏早年是军医，刘庆邦早年是矿工，作家自身生活的成色和质地，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当代文学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