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人以规整为美的“书法”比起来，我国法书更理性，也更清闲。尽管秦始皇（经过李斯）缔造了帝国的“规范字体”——小篆，但这一“规范”历来不曾捆绑书体演化的脚步。《泰山刻石》是小篆的极致，却不是我国法书的极致，我国法书没有极致，因为在一个极致之后，紧跟着另一个极致，任何一个极致都有阶段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流数百年，使我国书法，从高潮涌向高潮，从成功走向成功，清闲改动，好戏连台。东西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我国人运用的是一支有弹性的笔，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性，点画勾连，浓郁枯淡，改动无尽，在李斯的铁画银钩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的俊美洒脱、张旭的飘动活动、欧阳询的法度严厉、苏轼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的“树梢挂蛇”、宋徽宗“瘦金体”薄刃般的矛头、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抑扬……相同一支笔，带来的风格流变，简直是无限的，就像我国人的天然观，能够“万类霜天竞清闲”，亦如太极功夫，能够在闪展腾挪、无声无息中，发生排山倒海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