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我国社会,跟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儒家精英初步生动寻求经邦治国之策,建议学致运用,建议经世入世,侧重学术研讨着眼于实践政治与社会民生,因此构成了继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之后,又一次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潮。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立志于安邦治国平全国的学者和官僚,在冲击时弊、建议改造、改进原则、边疆史地研讨、撰修今世史及“师夷长技”等方面都做出了生动探求,而缪梓正是经世派的一员。
道光二十八年(1848)吴文镕抚浙时,“银贵钱贱”所导致的大众赋税沉重及政府财政恶化等问题现已凸显,许多致力于经世之学的官员如贺长龄、吴嘉宾、徐鼐等都知道到其对社会构成的冲击并生动寻求处理的方法。致力于革除弊政,于吏风士习、海防、漕运、盐务等皆有建树的吴文镕亦亟思变通之法,而帮助他两次草拟钱银改造方案奏疏的,正是缪梓。一同,缪梓还编撰了《银弊论》,建议“易银以钱而济钱以钞”,可见其深思熟虑。咸丰二年,缪梓擢升杭州同知,时太平军占有金陵,又逢江淮大旱,联络朝廷命脉的大运河受阻,南粮无法北运,户部指令亟筹变通之法。而漕运问题,此前也已引起了经世派的注重,因南边各省的漕粮都要经运河北运,其间几经转手、层层剥削,糜费惊人,已为沉弊。包世臣、林则徐、陶澍、魏源、贺长龄等经世派官员,都曾提出过改造之法。借此机会,缪梓再次上书提议选用陶澍的以海运代漕运之法,终获施行。凡此币制、漕运等事,都标明缪梓在经世之学方面,既具深思,又得实践,其终身功名政绩皆出于此,天然也要以身作则,将其传于致力于举业的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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