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抉择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南迁。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五批迁运至南京新库房。1937年“七七”事端后，故宫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心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又分3路运往四川，1946年3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彼时的首都南京。 　　谁也没有料到，这些来不及喘息的文物，东归南京只是一年之后，其间部分文物又因随之而来的当时国共内战再次踏上远去的旅程。 　　淮海战役爆发后，跟着国民党戎行的节节败退，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之灏，邀请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等座谈，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回北平主持故宫本院作业)缺席的情况下，理事会做出了择选故宫文物运送台湾区域的抉择。 　　在北平，马衡几回接到行政院指令，要求将故宫本院重要文物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安排分散运台，但马衡抉择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他一方面佯将精品文物编目造册报南京做准备文物南迁状，另一方面采取延迟的方法，使装箱进度缓慢，延至平津战役爆发。1948年12月14日，马衡指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禁止车辆通行，致使选装之文物精品一件都未运出。而迁台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动身，分三批，先后由中鼎轮、海沪轮、崑仑舰，自南京迁往台湾区域，抵台后先运到桃园杨梅铁路库房，后暂存台中糖厂库房。 　　留在南京的10455箱故宫南迁文物，从1950年起连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剩下2221箱留于南京库房，划归南京博物院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