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所确定的艺术价值是“通过方法来传达心境的激动”，这一观念在其《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有清楚的表达。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见地可以视为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接连，1907年，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方位》一文中便说：“就美术之品种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于方法，固不俟论，即图像、诗歌之美之兼存于资料之意义者，亦以此等资料适于引发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方法焉。”不过，和王国维不同之处就在于，林风眠将方法问题与人类的情感、心境联络在了一起，他说：“艺术根柢系人类心境激动一种向外的表现，完全是为创造而创造，绝不曾想到社会的功用问题上来。假定把艺术家捆绑在必定模型里，那不独无实在的心境上之表现，而艺术将流于不可收拾。”在特其他时代背景下，林风眠这段话最易引起误解和猜疑。实践上，他要议论根柢不是体裁，乃至也不是不是方法言语这类问题，而是最根柢的人类的心境与毅力。假定没有生命气味的流露与宣泄，那么任何巨大的体裁、别致的方法也无法感动观看者。这儿明显触及到了所谓“情境逻辑”的问题，受时代精力的鼓荡，艺术家或许会满腔热忱地去结束艺术的社会功用，但作用却完全有或许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