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具体的研讨”，林风眠随后在《我们要留心》一文中又再次进行了侧重： 　　即现在我国艺术界中，觉得最需求的美术史家，都是很少。我国人有一种囫囵吞枣的遗传病，论文艺运动，遗忘介绍希腊的神话和荷马的史诗;谈易卜生，忘了译他首要的著作《伯兰》[Brand];谈艺术，亦是如此。说Cezanne[塞尚]、Van Gogh[凡·高]、Matisse[马蒂斯]、在他的皮裘上，大吹特吹，埃及希腊的反而没有人介绍。马路上，咖啡店里，自称为艺术批评家的，恐怕Phidias[菲狄亚斯]的名字，都很少听见，还谈得到Callicrates[卡力克拉特斯]、Ictinos[伊克底努]、Mnesicles[姆内齐克莱斯]诸人吗?这样没有前史观念地瞎谈艺术批评，作用不特不能领导艺术上的创造与时代产生新的倾向，而且使社会方面，得到愈凌乱缤纷的作用。 　　在林风眠所主张的现代艺术理论研讨中，有三点值得特别留心，一是希望调合中西艺术，吊销东西方艺术的间隔。二是寻求纯方法的美感，通过方法来传达心境的激动，在这一点上，他深得西方现代主义神髓。他的著作《一九三五年的世界艺术》和《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1927年)等很多论文即充沛表达了这些观念。三是服务于艺术运动，推广“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