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上，故宫《伯远帖》便是件背写本，也称仿本。乾隆将此仿本与《快雪时晴帖》摹本和《中秋帖》临本，三件不同朝代的临、摹、仿本放在一同立为“三希”，实为不三不四。“三希”中的纸不是晋纸，墨也不是晋墨。乾隆将这三件不一同代，不同办法赝品的墨迹放在一同相提并论，真是荒诞，几乎难以期望。 　　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季寓庸将帖华夏有宋徽宗题签、印玺等从帖中割掉、刮去，此帖不见了任何的宋痕迹，才使得乾隆肆无忌惮、未雨绸缪的将此帖列为了“三希”。假定季寓庸没有将宋徽宗题签、印玺等从帖中割掉、刮去的话，说明此帖是来源于宋朝廷内府的。既然是来自宋朝廷内府的，那么根据宋朝米芾的断定和《宣和书谱》的记载，乾隆决然不敢将故宫《伯远帖》列为“三希”，更不敢将《宣和书谱》从《四库全书》中被辙出。由于《宣和书谱》这部著录，在古代书画藏品流传中的方位，是任何书画藏品著录所不能够代替的。清末民初此帖再次流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