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购《中秋》、《伯远》二帖所需48万元的这笔款子，时任政务院第三付总理的郭沫若完全有权力附和这笔钱。根柢用不着去惊扰周恩来总理。所要出的都是政府的文明教育经费。可是郭沫若以为《中秋》、《伯远》二帖没有一件是真迹，不能将这笔钱用在购买赝品的花费上。钱是国家的钱，也是公民的钱。由于郭沫若拒绝从文明教育经费中支付这笔钱。这就逼得回购方越级请示周总理。周总理一开始让回购人员去找他们主管文明教育的政务院付总理郭沫若，回购二帖这件作业应归郭付总理直接担任。但郭沫若依然拒绝从文明教育经费中支付这笔钱。因而回购人员再次向周总理请示，并向周总理打了百分之百是真迹的保票。郭沫若因没有亲眼见过晋贤四十帖中的王珣帖，因而无法向周总理打百分之百这样的保票。在这种状况之下，周总理才选择不出文明教育经费，由国家拨专款回购二帖。所以周总理在指示中就特其他要害偏重了，“惟须派担任人员及识者前往区别真伪”这句话。这便是启功所言，《中秋》、《伯远》二帖的回购，在当时并不是一往无前的，是有很大阻力的，之由来。二帖的回购将回购方逼上了绝路，《中秋帖》由于科技检测用纸为竹纸，不得不将《中秋帖》扫除在真迹之外。而《伯远帖》如若再不定为真迹，那么回购方将无法向国人奉告，特别特别是无法向周总理奉告。故而，即便是自知被“打眼”了，也要硬着头皮说自己回购的藏品是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