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严智闲禅师作过这样一首偈颂：“上一年贫，未足为贫，本年贫，始是贫，上一年贫，犹有卓锥之地，本年贫，锥也无。”元代文人的实在境况恰如身无立锥之地。之所以说他们无立锥之地，不是说他们一概全无安居之所，而是说彼时的疆土尽为异族所占有，没有一寸土地是归于他们的。 　　宋代的文人是伤感的，仅仅这份伤感不会被宋代之后的文人感受到，相反，在后世文人的心目中宋代成为他们无限慕名的年代。假定让传统文人挑选自己生计的年代，信赖大多数文人都会坚决决断的挑选宋代，直到当下，宋代的文明形象在自矜精巧的知识分子的愿望中仍然是夸姣的。文人们是有理由的：一来，宋王朝自赵匡胤开端就明文规定不管文人犯有多大的罪名都不会招惹杀身之祸，所以咱们看多了宋代文人的下降斥责、流放、外放等，但判处死刑的比如确是稀有的，其间比较严重的惩罚也便是赐死了;二来，宋王朝尚文抑武的治国战略，其本意在于宋太祖赵匡胤惧怕“黄袍加身”的闹剧在他一手建立的王朝重演，不过在客观上也为其文明创造的昌盛和兴隆奠定了根底，宋王朝的君王大多对文艺创造极有喜爱，上之所好下必效焉，一时间拿手文艺创造的文人成为年代的宠儿。相形之下，元代的文人就没有这样走运了。元朝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极点低下的，身为异族的蒙古统治者相对华夏汉民族来说是没有开化的、野蛮的，他们对马上厮杀较为拿手但对文明艺术却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去了解的喜爱，当时的高层执政者不通汉文者大有人在，因而他们对文人的心境也可想而知，时有“八娼九丐十儒”之说，文人的社会地位竟低于妓女和乞丐处于最底层，这不管怎样是文人们所不能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