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傅抱石首作《洗手图》，自题识云：“昔桓元(玄)爱重图书，每示宾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餐)寒具，以手捉书画，大点污。玄怅惘移时，自后每出法书，辄令洗手。此吾国书画鉴玩史上可念之一幕。壬午盛暑，漫传斯图，斗室流汗，二日而就。还视此性贪猎奇之桓大司马，果终不为人所谅也。”画中，桓玄正派地坐于屏风前，身侧图画数轴，对面三文士神态不同，同观一幅人物画，画架旁一侍女立握画竿。这是桓玄邀顾恺之、羊欣等名士品赏自己庋藏书画的现象。画意的另一重点在屏风后，一客正俯身洗手，这也是郭沫若为该著作篆书“洗手图”落款的由来。此据《历代名画记》所载桓玄“爱重图书”，“每出法书，辄令洗手”的故实而写，除了一种对古代人物的人道化体恤外，此图中傅抱石对桓玄的正面描绘，是以剧烈的年代使命为基点的。从微观文明思潮上说，清季以降尤其是“五四”之后，知识界激扬起极端否定传统文明和固有价值的论调，加之“国画无用论”在抗战时期臻于高峰，在这种思潮下，傅抱石的心境尤为凌乱。他并非故步自封的“国故派”，但也绝不是全盘否定民族文明的“急进者”，他对民族文明价值的看护信仰一以贯之。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一文中讲到此作时，傅抱石说：我以为这故事恰当动听，尤其是桓玄那种人，贪鄙猎奇，偏偏关于书画护持不啻喽罗。在现在的现象看来，多少文绉绉的先生们还置疑书画是否值得维护，以今例古，怎教我不对这桓大司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