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的人生和艺术大致可分作四个时期：一是早年在南昌肄业、从教时期;二是负笈东渡与归国居宁时期;三是抗战客蜀时期;四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树立之后。其间，抗战军兴旅居重庆西郊赖家桥金刚坡的七年半时间(1939年4月至1946年10月)，是其单个生命与艺术生长中至关重要之时期，他极富特性的艺术创造在这一时期横空出世般卓著诞生。本文以为，不能将傅抱石只是视为一位画家，而是要全面审视他的学者身份和文人心态。抗战客蜀时期的傅抱石，其生计境遇和心态与前述流浪西南的学者们并无二致，同属“衣冠西渡”集体中之一员。傅氏的民族意识、文明修养、学者职守，以及其大方豪宕与细腻活络混糅的性情，都可使其具有这一文人集体广泛感获的生命领会，然后重视六朝人物与故实，并将之作为抒怀致意的视觉资源与学术研讨的重要场域。如果说，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初步的顾恺之研讨还存在某种偶发性，那么，客蜀时期对六朝的热心无疑沉蓄了血乳融合的时代感和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