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提供给“卡塞尔文献展”的论文定论中说：艺术现代性的实在中心是走向自主，可是，我国20世纪的美术进程，好像正好是逆向而行。自主意味着一系列自觉的分离，首要是从宗教和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在欧洲，这在系统上表现为18世纪今后艺术从教会资助和宫殿资助中独立出来;有理论上表现为康德为兴趣自主所作的艰难证明;其次，是从商场营销策略中分离出来。这首要体现在“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标语中，或至少其旨意如此。至于一个艺术家的著作被吸呐进一个完好的商场系统，这不是他的事;最低限度，他能够做到不要为了投合商场而出卖自己的美学规范。

　　这两条应该成为艺术自主的中心内在。反观我国近代美术，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术，我以为刚好走上了与自主艺术彻底相反的道路。首要，在前半期，我国美术史简直笼罩在政治意识形状之下，其间影响最大的美术教育与美术发明思维——所谓徐悲鸿系统——是以自觉使艺术服从于政治为条件的。其次，在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今后，我国美术(包含所谓前卫艺术)，则彻底以商场为导向，光秃秃地沦为本钱(包含国际本钱)的运作方针。在这个进程中，只要极个别的艺术家还在据守着现代性许诺及其美学抱负：这当然是一种抱负主义，它在80年代的新潮美术中从前稍纵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