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展墙嵌着猪肝赤色的门框，一扇钉死的门，微张的门缝中传出肖邦的《降b小调夜曲》；角落处的衣架悬挂着七件蓝色衬衫和七条鳞纹短裤，这七套粗心的居家作业装束如同组装成了一个丧失了发明力和日子热心之人的匮乏七日。作为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协作的联合策展项目，姚清妹个展“鼹鼠”在展览入口处便匿伏了悬念：这个房间、这些物品的主人是谁？但很快，我便发现悬念实为骗局，与窃视欲一同被激起出来的是剧烈的不安，与大部分观看者相同，我发觉“主人”就是自己——而这是一个大话。

　　姚清妹建立的是一个坐落虚拟与实践之间的超实践空间，日常日子的布景占有了展览空间，但并非自然主义的全然再现，数个彼此独立又彼此交错的房间的装潢类似，屏幕对面是沙发、休闲椅、作业椅等有用家具，展厅通道中的楼梯与悬梯不通向其他的房间，而是将观看者引导到招供窥探的窗户、缝隙或猫眼前。迷宫般的房间结构将观看者带入一个半封闭环境内，迥异于具有正常社会次第的常态空间。在这个不断向内折叠的空间内，受限的身体扩展了人的感知，以视觉、听觉、触觉等觉知探查和测量空间，观看者的压抑、焦虑或沮丧的心境并非出自绝地，而是出自盲目与耗费。姚清妹精心营建的展览空间诱导出了观看者的受困情况，然后为其作品制作了意义和情感投射的情境。将该展览简略地归于大众认知中的“沉溺式”在必定程度上是偏颇的，因为观看者无需扮演人物便已被挟制其间，此时，观看者参与的权力不是主动取得或被赋予的，而是被强加的，朴素的“在场”是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