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1年11月，也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叶浅予从重庆回到香港。在这儿，他滋生了剧烈的发明期望，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办法，在土纸上用墨画成了200多幅记载所见所闻的“重庆行”。这是他在大后方的日子实录，他说“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若无睹”，而在叶浅予看来“都是日子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不免有失画家的职责”。这是“画自己”的中心价值观——面临大年代的“画家的职责”。所以，他把这批画带到了香港，首要得到了同行们的赏识，其次引起了出版者的留神。他以为既能够办展览，又能够印刷出版，以“一新港人耳目”。如此也就引发了后来他用这样的办法记载了在香港蒙难、脱险的进程，这便是他的《逃出香港》组画。这一套组画生动地记载了日寇的暴行以及他自己的种种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