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我的家园这个视点跟董其昌结缘的。董其昌是松江人，我是在天津长大的，天津有一个大保藏家叫安岐，我从上世纪80时代就对安岐感喜爱。我在读安岐编著的《墨缘汇观》的时分，就感觉到后边有一个健壮的伟人的身影，实践上这个人便是董其昌。安岐的《墨缘汇观》是我国著录书里面最特别的一部，由于这部书便是按照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来进行著录的，所以说这是十分特别的。我就在想，安岐是一个保藏家，他按照董其昌的主意来著录他的藏品，无形中就从保藏家变成了美术史家，我觉得这是我国著录书里面最风趣、最有意思的事。可以说，安岐的藏品一方面反映了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乾隆的保藏观念。咱们知道，乾隆在编《石渠宝笈》的时分有一个初编，完结往后立刻有一个续编，那是由于他把安岐的藏品都收入宫里面往后，他才匆促又加进去，由于这些东西太重要了。乾隆在刻《三希堂法帖》的时分，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东西都是安岐的。但是安岐的保藏观念从何而来？其实是从董其昌那儿来的，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由于这个缘分，让我常常想起董其昌。

　　董其昌不光在他在世的时代，对江南一带的绘画、书法和保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他身后，关于清代的文明产生的影响比他在世的时分还要深远，还要广阔。可以说，董其昌的书法关于清代馆阁体的呈现影响巨大，正是他和赵孟頫合力把馆阁体建立起来了。这当然还要通过后人的竭力，但是他们后边的身影便是赵孟頫和董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