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阳五老图》的撒播经过，从历代题跋中可见大约。李霖灿先生文中曾先后两次叙说。今据相关材料归纳如下。

　　蒋璨绍兴乙卯（1135）跋称“阀阅之光，毕氏有之”，图当在毕氏家。杜绾跋于绍兴丙辰（1136），云“尝阅此图于钱氏家”，或仅仅钱姓一时借览，而“今复开卷伏瞻像貌”，则还应在毕氏。绍兴戊辰（1148），钱明逸的曾孙钱端礼是在盱台太守毕少董处“获观所谓睢阳五老图”的。王铚跋首赞毕世长之父毕士安，当然仍是毕氏保藏此图。直到洪适跋中，才指明由毕氏后人而转归朱氏后人的详细时代——绍熙辛亥（1191）。元代，此图一贯保存在朱氏后人之手，特别是当时的朱氏后人出了一位闻名的画家朱德润，使此图得到了元代许多名人的题跋，直到明初，此图依然保留在朱氏后人手中。期间朱德润的长子朱复吉在宁夏戍边，为防遗失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还吴中交与两位弟弟逢吉、蒙吉，“藏诸家庙”，而复吉请人复摹一本带回宁夏（见李幹跋）。而朱集璜录朱复吉洪武戊辰（二十一年，1388）十月题、朱逢吉是岁八月题，朱氏兄弟二题的文字内容，亦可见《穰梨馆过眼录》卷二三著录。

　　从吴宽等人跋中可知，此图一度入明初画家夏昶之手，后还归朱氏。从申时行跋及朱集璜书写的朱隆栋题可知，明万历癸巳（二十一年，1593）后不久，此图曾归于申氏，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复归于朱氏后人。魏浣初跋中，言及当时的保藏者朱汝梅，曾“令善手装潢一过”。其跋年款为崇祯癸酉（六年，1633）。清康熙庚戌（九年，1670）归庄跋，此图在其表侄顾天忱手。归氏劝其还于朱氏。康熙四十六年（1707）徐炯跋，此图复归朱氏钦安懋修。同年朱钦安跋，其间云：“图向鳞次而下，绢素驳落，倒运卷舒……懋修复出十金，委郡城名手顾君重拾掇之。”可知《睢阳五老图》由卷改装成册的时间是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即1707年。

　　然后，此图的保藏情况就没有文字记载了。但从明尤求临《睢阳五老图》（图十五，今藏上海博物馆，见《穰梨馆过眼录》著录）后陆元淳乾隆庚寅（三十五年，1770）跋可知，《睢阳五老图》现已终究离开了朱氏宗族，“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冬日，‘获观五老图’原本于亲属家，云其先以三百金典质得之，拟值千金……”其亲属是何姓氏，又准备以千金售与何人，皆不得而知。

　　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跋，记当时的保藏者王霞轩要将此图赠于左氏，左氏拒之，并劝他如遇到五老后人，能“举此畀之”。看来这位左文襄公还真有些古仁人之风。王氏得于何人，从上海博物馆所藏《五老图题跋册》中金城之言（由杨晋书）、吴湖帆跋可知，是王氏于同治初年从狄曼农手依官势豪夺来的。金、吴二人皆闻诸于曼农之子狭平子（楚青）。其事详记于狄平子的《持平阁笔记》。

　　从李慈铭跋中可知，王霞轩将此图售与宗室盛昱（伯羲），盛昱有记为“光绪十五年九月”。

　　关于《睢阳五老图》盛伯羲之后的递藏情况，上海所藏的题跋册终究金鞏伯和吴湖帆两跋说得很清楚。现书写如下：

　　鞏伯始见此册于盛祭酒家，当时祭酒已下世。不数年，此册归半亩园景氏，鞏伯再见之，册中曾识数语者也。鞏伯又言：此册在咸、同间久藏溧阳狄曼农大令许。大令官江西，有长吏某豪夺此册，大令不能拒。某又以之遗湘阴左文襄，文襄却焉。此鞏伯闻诸太令之子楚青所言也。今距当时不过四十稔，而此册已屡易主。本年秋，吴兴蒋梦自半亩园景氏购获此册。鞏伯借观，遂留浃旬。同观者嘉善张祖廉，因记鞏伯之言于后，钱塘杨晋书之，时乙卯重阳前四日。

　　跋中所谓半亩园景氏，即完颜景贤朴孙，他有著录书《三虞堂书画目》。蒋梦蘋即蒋穀孙的父亲。

　　下面是吴湖帆先生跋：

　　溧阳狄氏藏书画至富，以王叔明《青卞隐居图》及此《睢阳五老图》册为压箱秘宝。曼农先生官江西时因此夺官，事详平子丈青卞图跋。曩岁，余与丈共预故宫审理书画之役，每言及此，辄唏嘘不置。后于吴兴蒋氏获观此册，不多而又观于吴兴张氏，迄今五六载，再观于澄江孙氏矣。故家文物撒播易主之迅未有若此者也。壬午夏天，孙邦瑞兄言及是册为其胞兄煜峰先生所得，爱惜逾恒，不轻示人，可为是册庆所归矣。癸未暮春之初，携示寒斋，快赏旬日。愿煜峰将欧阴文忠公等北宋名贤十八家诗题，物色合浦之珠，以弥四百年分镜之憾，尤为快举，则不独五老之幸也。又五老宋画原象藏狄氏时尚存，闻为吴兴蒋氏分售欧美，不知何日得庆完璧，千载功罪自有定评。煜峰先生其永宝之。倩庵吴湖帆谨识。

　　由上面两跋可知，此图清咸丰同治间为狄曼农所藏，后归王霞轩，转售盛昱的时间是光绪十五年（1889），又入完颜景贤之手。乙卯（民国四年，1915）秋，归蒋梦蘋，蒋氏将五老之像别离售往国外。详细哪一年不详，但民国五年（1916），上海管馥初编印大本画册《古画留真》，其间有“宋睢阳五老图册”。五老传考后有题跋者人名考。顺次为钱明逸、王逊、李幹、姚广孝……李慈铭。彻底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毕世长像》后题跋相同。而该馆入藏此图及题跋的时间是1917年。是时，蒋穀孙氏或年幼不预其谋。但其被李霖灿、特别是庄申庄先生认为是深谙书画鉴藏者，《睢阳五老图》被卖往国外的时间是不或许不知道的。但蒋氏是怎样奉告庄申先生的呢？庄文云：“据蒋穀孙先生告称，‘狄曼农所藏册本’五老图，曾于抗日成功之后，移居台湾之前，犹在上海一度见之。”早在1917年，此图像及部分跋已被蒋氏自己家卖到了美国，怎样能抗战成功后还在上海“一度见之”呢！

　　吴兴张氏者为张静江，澄江孙氏者为孙煜峰、孙邦端昆仲。后孙氏将此题跋册捐献上海博物馆。

　　李霖灿先生谈到《图本之撒播经过》时在“致和元年李道坦有记”下，将程钜夫、姚燧、马煦、元明善、刘致、周仁宗、曹鉴、邓巨川等观款归入“同年”（1328）。但实践上姚燧卒于皇庆二年（1313）、马煦卒于延祐三年（1316）、程钜夫卒于延祐五年（1318）、元明善卒于至治二年（1322），这些人是不或许在致和元年（1328）作观款的。

　　《睢阳五老图》的摹本问题

　　首要谈到《五老图》的摹本问题的是台湾《大陆杂志》第十三卷第三期的庄申《睢阳五老图补述》一文。其间第三部分的小标题就是“图的本数”。今书写一段：

　　蒋穀孙先生关于古画的差异极精，是国内稀有的几位鉴古专家之一，他的“眼学”已然值得我们信赖，因此我们无妨大胆一点，就根据他的定见，而把狄曼农旧藏的“五老图”册，视为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北宋人的原绘画册，虽然此一“五老图”册，自己并未得寓目。

　　此本已然撒播至今，犹存北宋时代原有的册页方法，可见乾道三年（1167年），因毕世长之重裱而被改为卷本的“五老图”，必非北宋人之真本，不然，真本何能有二？况且自至和三年到乾道三年之间，历时现已一百余年，也有发生若干其他摹本的或许呢？因此我们无妨在此再做一个大胆的假定，就是暂定 1167年的重裱本为“五老图”的榜首摹本，也就是我们已知的宋人的榜首个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