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初年（公元1107年）一部记载古代青铜器的金石学作品开始编纂，约16年后，这部合计30卷的《宣和博古图》完结，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保藏的商代至唐代青铜器839件。每件器物有图，并记载其巨细、容量、重量，考证铭文，每类首列总说，论述器物形制、称谓、纹饰及用途、渊源。不只精工制造器物图像，而且在旁注明“依原样制”或“减小样制”，近似今日绘图所附的比例尺。这部图文兼备的金石学作品承载着康复礼制，助力教化，为安定控制次序服务的目的。鉴于五代政治局面的紊乱和君臣品德的损坏，宋王朝面临着康复礼制，重整伦常的使命，注重并奖赏经学。以证经补史作为首要使命的金石学的问世，正是习惯了此刻国家局势的需求。宋人心存“回向三代”的复古之志，一起又盛行疑古、疑经之风，文献经典的记载不再被宋人奉为金科玉律，他们将目光从纸本文献转向古代金石器物，以期发掘出比文献记载更实在的礼制原型。有学者指出：在五代大紊乱和品德损坏殆尽情况下树立的北宋王朝，火急需求保护控制次序，康复礼制，奖赏经学。这是金石学鼓起的政治原因。城市经济的茂盛，交通条件的改进和文明传达手法的广泛运用，则为金石学的打开预备了物质条件。而一批思想比较先进的官僚文人，注重出土古物，勇于置疑经典，则是金石学取得较大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首要奉献及其鼓起的原因》）古代青铜器图录是宋人对博古和金文喜欢的直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