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乾隆四十三年行文五月二十六日传旨：粤海官办赏用法琅瓶罐盘碗，嗣后不用办做，俟传时再做。如有已得者，随贡进来，不许再做。其特传做法琅器皿仍照样成做，接连送来”。粤海关依据乾隆帝的谕旨，持续照样成做“特传做法(珐)琅器皿”，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的年贡傍边，即可看到称谓、件数皆可和乾隆四十年的传做搪瓷器一一对应的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铜胎画搪瓷白地蓝花执壶”〔文物号：故珐3?参考号：*吕四七五 40，图十五〕应该便是后来照样成做的器皿之一，其楠木匣上刻“乾隆年制铜胎广搪瓷壶一件”，可见后来成做的器物是依图样在广州制作。 　　归纳以上论述，再联络比对五件乾隆款画搪瓷菊斑纹壶所出现的特征，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年传办粤海关照样仿制的搪瓷器，为粤海关发图样送到法国制作，而之后依照乾隆帝谕旨持续照样成做的搪瓷器，则皆为广州制作，即“广搪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