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启先生在书画碑本三个方面皆通，所以在处理一些相关的问题上就体现出了融会贯通、优势互补的利益。以柳公权《蒙诏帖》墨迹为例，因其既有柳书一些特征，又写得豪宕天然，并间有燥笔，因此就有专家学者将之当作真迹。先生首先从文辞上发现问题，又比较出同《阁帖》中所刻柳书《圣慈》等帖体势的不类，然后在宋刻《兰亭续帖》中找出柳书原帖(即《年衰帖》，或连后两行称《紫丝靸鞋帖》。黄山沟赞其“笔势交游如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者)，才得出“乃知今传墨迹本是别人放笔临写者，且删省文字，致使不辞。”然后断其为刻本柳帖的节临之物。 　　故宫藏有一个兰亭摹本，为明陈鉴陈缉熙藏，后有米芾跋他得到的“苏耆家第二本”的题跋真迹。王世贞至近现代人多以为兰亭是陈缉熙作伪。只需启功先生发现他其实是元朝人陆继善的摹本之一(见《论书绝句》七十七)。先生之所以能得此确论，便是由于别人不如先生既留神法书又了解碑本，特别是各种刻帖。陆氏凡摹五本，有陆自己跋者为清宫旧藏，早早南迁脱离故宫，能知道的人已很少。先生不只“昔曾见本来”，因研讨碑本，还知道它曾刻于《三希堂法帖》中，而被改构成米跋苏氏第二本的这一本，曾刻于成亲王的《诒晋斋帖》中。这样，启功先生的视界就比别人宽出了至少一两倍，何况先生是有心的研讨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