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与吴升一同的安岐《墨缘汇观录》又记：“唐后走从图。绢本立轴，人物上色，竹树用墨，上角有明昌御玺。” 今图中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朝鲜人”和“心赏”印，为安岐藏印，但这几印与安岐存世的印蜕真迹比照，均有差异，如“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白文印(图3)，“安”字宝盖头右侧一点，真印较直，而图中印则曲折;“心赏”(图4)印与欧阳修《灼艾帖》上的形制较接近，但“赏”字上部右边点长度并不相同，下方两点长度也不相同。可见，本图中的安岐印与其存世的真印不符，是后世摹刻的。其他，图中也并无安岐记载的“明昌御玺”，可见今之《唐后图》非安岐藏本。 　　今《唐后图》上有张珩的“张珩私印”和“吴兴张氏图书之记”印，可知为鉴藏家张珩保藏，其购藏经过见于《张葱玉日记》记载。张珩1939年8月23日记：“叔重欲得予周昉卷，拟值万伍千金，予未许也。”1939年9月14日记：“伯韬同叔重来，携张萱《唐后走从图》见示。人物凡二十七人，大设色，竹树用墨，真古画也。余八年前见诸蒋氏，绢糜不行触。后携往日本重装，顿然一新，诚良工也。惟右上明昌一玺已损，为迷惘耳。欲以易予周昉《戏婴图》，未之许也。”9月25日又记：“《戏婴》易《唐后走从》之意既决，拟作一跋题卷尾而未果，云烟过眼，作如是观算了。但藏之数年，殊不忍耳。” 9月26日记：“今日伯韬、叔重来。携周昉卷去，殊耿耿也。” 1940年3月3日记：“夜宴费子诒，约礼堂、叩石、湖帆、伯韬、彦臣、博山、小蝶、邦达、友庆奉陪，独王秋湄以疾未至。畅谈书画，出张萱《唐后走从图》及房山小轴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