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赵孟頫，惊天动地，提出画要有“古意”才调成画的新观念;黄公望则以“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为照应，在王维、苏轼的理论基础上，把“传移摹写”“造化心源”的信仰提升到，与古代大师艺术理念及画法“对话”的层次，率先把文明前史感及“诗文写作法”注入绘画之中，敞开了文人画的传统，以为不能与前史对话的作品，无法成画。 　　明代董其昌据“古意”说，特别衍生出“笔墨”论，以为“笔墨”不止是墨色浓淡的技法运用，并且是文明前史的承上启下。指出“以境之古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由于客观山水，没有文明前史知道;而画家“笔墨”才有前史典故的照应与文明血脉的温度。他特别指出，只需不断与古代大师对话的“南宗”系统，才算有笔有墨。后世所谓“笔墨等于零”的主张，仅仅无知妄言算了。 　　董其昌为了实践自家理论，跨过吴派传统，从元四家上溯董源、巨然，直追王维，创始“因笔墨而生笔墨”之法，使墨彩绘画完全自给自足，不假外求。董氏“笔墨”论，影响巨大，笼罩明清民国画坛近三百五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