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繁荣首先表现在文化，张怀瓘在《书断》提出“情境感化理论”，虽然并不系统，仍常被历代书家截取援用，和孙过庭的书德论交融，构成较为完好的“书教理论”，成为中国人品读书法的内在心理响应，最终融入中华文脉，影响民族的思想和性格。纵观中国书法史，假如没有官方背景，或特殊身份，书法技艺超群而无独立人格和思想品德，疏忽与上层沟通，就难以进入主流视野，也很难得到主流评价体系的关注和认同，作品更难传播后世。

　　无须置疑，李邕在艺术上的“叛变因子”根植于内心，其人格气候表现于格局，就是痛快地声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初唐以后，王书为正统正宗，许多书家一承旧习，须臾不离，李邕对此深恶痛绝。艺术创作区别于普通的物质消费，万不可形式化、规范化和集约化，作品应当追求才情、个性和首创。“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二王风行之际，李邕潜沉潮底，浪潮到来时，勇于逆流而上，遂以崭新风貌独步唐代书坛。李邕的尝试和努力，首先是改良行法，一改王羲之传统行书的构造形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壮、游弋奔波和攲侧端凝，为改良盛唐书风吹响号角；其次是改良楷法，自唐太宗李世民作《晋祠铭》《温泉铭》至怀仁《集王圣教序》，倡导以行书入碑，李邕率先在行书范畴停止探究，倡导碑帖互融，带头以行楷入碑，生发楷书上的发明，打破初唐欧虞褚笔法、神韵和墨彩畦径，从生活和自然之中寻觅灵感，构建本人的艺术言语和款式，最终引发草书革新，直至狂草异军突起，终于成为盛唐书法艺术的拨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