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丑书”有一个明白明晰的审定。我们所指的“丑书”是脱离了书法艺术创作的本体规律与汉字的构造标准，忽视笔法等书艺的根本规律，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粗俗恶俗，狂怪“出新”的不良现象。这里所指的“丑书”应和艺术本体中的“造险”“犯险”区别开来。

　　大凡艺术创作必需由平正务追险绝，然后复归平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指出：“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而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又指出：“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怪。”应该说，艺术中工求不工的高境地，其方式构成与内质规范上有一定的规律，其视觉空间是具有一定“度”的。“不工”并非是“丑陋”，却是“造险”。

　　我们需求以容纳的心态允许一局部（致使仅几位）书家个体特立独行式的“实验艺术”，书坛需求了解与对话。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位）书家他们已具备了较为深沉的传统笔墨功夫与艺术创作阅历，他们独辟蹊径，寻求新的理念与探求“心路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历史来检验。

　　显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文化转型中，中华民族文化本身身份如何坚持与重塑？这就需求在容纳根底上的选择。艺术批判的当下性已堆积为三大焦虑，即观念焦虑、身份焦虑与理想焦虑。如何让具有真正的“问题认识”彰显鲜明的批判性？如何让理论更直接有效地提示与指导当代艺术创作理论？如何强化文艺“美教化、移习俗”的功用，使市场经济下文艺文娱化、精英文化边缘化的现状得以匡正？这些都是亟待处置的课题。